版本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
首先得确定知识分子之所指。这个问题，大概从“知识分子”的概念传入中国，便有争议。百年以来，从无休止，不知浪费了多少口水和笔墨。甚至衍生了一些枝蔓，如公共知识分子之争，以及从公共知识分子到“公知”的污名化等。不妨断言，这一切争论，都与知识分子的定性之含混脱不了干系。
拿眼下这场论战来说。针对徐贲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张鸣反驳：“什么叫知识分子？如果按照西方流行的定义，有社会担当，有公共责任的人才算，那么，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从事知识性工作的人都不是。……如果徐先生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自觉具有公共责任的这部分人，当然沉默是不对的。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承诺的责任，当然，也就不是知识分子了。”
倘若张鸣的质疑成立，那么徐贲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强调，显然失去了批判意义，而变成了一种对身份的确认：知识分子本该具备道德责任，若不具备道德责任，便不是知识分子。争论至此，陷入僵局。
《知识分子论》
版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4月
所以还得回到定义。萨义德《知识分子论》列举了二十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种描述，一者来自葛兰西《狱中札记》，一者来自班达《知识分子的背叛》，他采纳了后者的定义：
“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，也不是建立共识者，而是这样的一个人：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，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、现成的陈腔滥调，或迎合讨好、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者传统的说法或作法。”
照此定义，符合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简直屈指可数，徐贲与张鸣的争论近乎无的放矢。鉴于此，我更愿意接受葛兰西的定义：
“知识分子指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工作的每个人。”
这样的知识分子，是否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呢？我则持保留意见。
“知识分子”与鞋匠并无道义之别
按照我们的传统，知识被道德化，知识分子自幼被教导，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使他们背负了重于泰山的道德包袱，甚至构成了他们虚弱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。这一传统，绵延至今，尤其汇合了左拉等所塑造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之后，导致国人对知识分子的道德预期愈发高涨。我却以为，知识分子，包括公共知识分子，以制造、传播、出售知识为业，作为一门职业，与木匠、鞋匠、厨师等并无道义之别。他们若愿承担道德责任，抨击不公，声张大义，固然可贵；不愿承担，与木匠、鞋匠、厨师等一道保持沉默，只要不曾作恶，那也无可厚非。
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
版本: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
我最欣赏的知识分子王小波先生曾说过：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，成为思维的精英，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。这么说，不是不讲道德，而是换一个角度，来考量道德。如王小波所云：“认真地思索，真诚地明辨是非”，“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”，此即知识分子的美德。如果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我更希望把道德标杆定位于此。这种道德，或者称之为本分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该具备，不容推卸。
我无意与两位先生争辩，更无意调停他们的纠纷，只是试图指出，这场争论不乏错位之处，正源于他们所使用的概念，或者面目模糊，或者歧义横生，譬如对知识分子的定性，以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。这些问题，不仅造成了徐贲与张鸣的撕裂，还指向现实的撕裂。就目前来看，这种种撕裂几乎无可弥补，我们只能一面使用撕裂的概念，一面加剧概念的撕裂，正如一面使用匮乏的话语，一面加剧话语的匮乏。
沉默还是呐喊，是困扰每个公民的难题
那么，请允许我投机取巧一把。我以为，与其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，不如强调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。
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
版本: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
这不只因为，知识分子的定义暧昧不明，难以达成共识，公民的定义相对明晰，容易凝聚力量；更是因为，徐贲与张鸣所争论的议题，沉默还是呐喊，并非只是困扰知识分子的难题，而是困扰每一位公民的难题。
须知公民的范畴远远大于知识分子的范畴，知识分子背后，还有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农民何尝不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工人何尝不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？社会之进步与发展，人人有责，不能单单依赖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更不可以此自命。一旦把目光从知识分子拓展到公民，道德责任等令人纠结的问题，便可不攻自破。
说到公民与公民责任，徐贲和张鸣，非但不是论敌，反而恰成同道。这二人虽在争论知识分子该不该沉默，现实之中，皆以敢言、敢于呐喊著称，不妨说，他们都是公民楷模。这场争论的意义亦在于此，如徐贲所言：“讨论沉默，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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